月份:2020年9月

大数据时代,数字科技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了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当前,我国数字政府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建设智慧城市已经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智慧政府是智慧社会建成的前提,而智慧城市则是智慧政府建设的主要成果。

智慧城市的理念为城市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其实质是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城市,实现城市的智慧化管理与建设,从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互联网平台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依托,而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则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当下,世界已进入了海量数据爆发的大数据时代,无论是人们的日常消费生活,还是政府的各种政务处理,都有着从线下转为线上的大趋势。不过,这种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数据量和数据类型的迅猛增长令我国政府部门面临着资源和数据“碎片化”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数据孤岛”,不仅使得协同效应无法充分发挥,而且造成了政府一些部门的资源浪费。

解决政府部门处理数据能力不足等问题,必须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大数据技术让城市决策系统能够从数据海洋中迅速挖掘到所需的关键信息,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技术为数据计算、分析并最终输出结果提供了算力支持,而区块链技术也为存储于不同介质中的数据架起了沟通桥梁,打破了“数据孤岛”,同时保障了数据安全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数据等技术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浙江省为例,有关部门充分运用“大数据+网格化”等手段开展防疫工作,因而可以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保障了工作效率,真正实现了精准防疫。疫情是一面镜子,既反映了我国近年来运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大数据目前大多是多头管理,在共享机制上还存在欠缺,等等。

当前,5G商用时代已经全面开启,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会带来万物互联的全新时代。在未来,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通过数据信息进行的联系将会日益紧密,想要实现更具效率的城市管理,就势必要以技术为基础,对愈发丰富且复杂的数据进行处理,对城市管理系统进行优化。如此,才能把智慧城市真正建设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 盘和林)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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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高质量推进 NB-IoT 与 4G、5G 等网络基础设施协同发展

近年来,工信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推动出台了《信息产业发展指南》《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物联网分册(2016-2020 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快建设物联网基础设施、应用服务平台和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深入推进物联网发展。2020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环境,深化产业国际合作,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

移动高质量推进 NB-IoT 与 4G、5G 等网络基础设施协同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在物联网操作系统相关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产业培育和行业应用等方面已初步具备一定基础,但也存在缺乏自主可控的基础软件、关键核心技术和标准有待突破、产业基础薄弱、全球竞争力的生态系统尚未建立等问题,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亟须加快解决。

为此,下一步工信部将通过多个方面的工作,积极推进物联网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首先,完善顶层设计,加快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出台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文件,推进物联网集成融合和规模化应用。高质量推进 NB-IoT 与 4G、5G 等网络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尽快在全部地级以上行政区初步建成具有先进水平的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进一步激发物联网应用潜力。支持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产业的战略转型、城市的现代化治理和民生消费的升级。

其次,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品供给能力;再次,构建双循环产业生态体系,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最后,持续强化标准引领,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要充分利用我国应用场景丰富优势,积极推动与中欧、中日韩等物联网领域合作,加强与全球物联网头部企业合作。

文章来源: C114中国通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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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红:共享经济监管需要大智慧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共享经济成长之快、渗透之广、影响之大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共享经济在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不断制造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监管难题。本文认为,发展共享经济需要监管的创新,需要通过创新营造宽松政策环境和公平合理竞争市场环境。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共享经济成长之快、渗透之广、影响之大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而伴随着这些年的迅速发展,共享经济暴露出的问题开始进一步凸显,已经出台的一些措施明显失当又引发了一些新问题,对新经济业态缺乏了解也让监管方有无从下手之感。所有这些,都使得共享经济监管变得十分棘手。近年来关于加强监管的呼声日高,但如何创新监管才能保障共享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确需要大智慧。

一、共享经济发展遇到新问题

基于互联网的现代共享经济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真正开始快速发展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共享经济具有低成本、低门槛、低污染和高效率、高体验、高可信等明显好处,对于带动经济增长、方便人们生活、促进环境保护、创新就业模式等方面有积极成效,所以多数国家对共享经济发展采取了较为包容的态度,中国更是如此。而随着实践的深入和人们认识的增加,共享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出来。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一是用户权益保护难题进一步凸显。共享经济的快速渗透和广泛普及,引发个人信息安全、押金风险、社会福利等用户权益保护难题。在平台责任界定不清、诚信体系不健全以及先行赔付机制缺乏等情况下,共享经济面临“监管难、取证难、维权难”的挑战。这些问题在共享单车、共享住宿、共享私厨、共享无线保真(Wi-Fi)、共享金融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二是新业态与传统属地管理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传统监管体系强调属地管理、行业管理、科层管理,与共享经济的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等发展实践的现实需求不匹配,“一个平台、服务全国”的运营特点与传统的属地管理制度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以网约车管理为例,各地出台的网约车管理措施基本延续了传统出租车管理体制和做法,所有的网约车平台企业都要适应出租车的属地管理要求,要求在本地设立分公司并取得行政许可。按照这样的要求,滴滴出行要获得全国300多个地级市的行政许可,需要携带几乎相同的材料跑遍这些城市,即使马不停蹄地逐个城市递送材料,300多个地级市至少需要3年才能办完,若全国近2800多个县级单位也要求办证,周期可能长达20多年。在家装服务共享领域,也存在地方政府强制要求平台企业建立分公司的情况,一些城市尚不具备在线办理条件,需要企业跑遍工商、税务、社保、安监等多个部门,程序繁琐,企业合规成本极高。

三是一些新的共享业态与城市管理方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停车位、房屋短租、外卖配送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都会对原有的城市规划、配套设施、公共空间资源管理方式等产生冲击,也给政策制定带来很大困扰。这方面的问题在共享单车领域反映较为集中,一方面是过度投放和乱停乱放确实让人头疼,另一方面是滥用权力胡乱执法。一些城市人为规定投放总量和公司间分配比例,更有一些城市就是“见一辆扔一辆”的心态。

四是过度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以及过度集中可能引发的垄断行为也不断引发热议。一些平台企业过度追求近期利益,不正当竞争和损害用户利益的事件也时有曝光。

此外,一些平台打着共享经济旗号行欺骗消费者之实,还有一些用户故意损坏共享产品等,实际上已经表现为违法犯罪。

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处理不当都会影响共享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二、共享经济监管遇到新难题

尽管人们已经看清了共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但监管时却面临许多难题。共享经济监管遇到的难题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情况不明。共享经济起步较晩,发展太快,变化也快,很多是跨行业、跨领域、跨地区,涉及人数众多,相应的统计监测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政府作为主要的监管方对新业态发展情况基本不掌握,监管起来当然很难入手。比如一些城市存在共享单车过度投放问题,但对于到底投放了多少、应该投放多少、何时何地经常超饱和、各家企业有多少僵尸车和损坏车等并不清晰,企业为强占市场报给政府部门的数据也可能并不真实。类似的问题在餐饮外卖、共享私厨、共享住宿等领域也普遍存在。

二是手段缺乏。即使发现了问题所在,也知道了利益相关方各自的诉求所在,实际监管起来也还会面临手段缺乏问题。共享经济是典型的网络经济、平台经济,原有的法规、制度、标准是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上的,已经明显不适应新经济发展了。另外,中国共享经济已经开始引领全球,想从先行国家那里学习借鉴现成的经验也是可能性不大了。工业革命从英国传导到中国用了100多年,到改革开放时已有近200年历史,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先行国家大多经历过。过去遇到问题可以先了解发达国家是怎么做的,然后结合国情做一些调整和完善,基本上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共享经济最初从美国传导到中国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我们遇到的问题和美国一样,更何况有很多方面我们已经走在了前面。以最早形成风潮的房屋短租为例,爱彼迎(Airbnb)在美国成立的时间是2008年8月,国内的途家网2011年12月就正式上线,小猪短租也在2012年8月正式上线,前后的时间差只有3~4年。在网约车领域,美国的优步平台正式面世是在2010年10月,国内的滴滴平台2012年9月就在北京上线,前后的时间差只有两年。令人惊奇的是,滴滴在2015年完成的全年订单数就超出了优步过往六年的全球订单总和。至于后几年在共享单车、网络直播、产能共享等领域出现的中国独创,就只能是别人向中国学习了。行业发展是全新的,监管创新的任务自然也就来了。

三是责任边界不好界定。监管创新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界定难。首先,共享经济的边界不好判定。如果一个新的业态是共享经济,就需要重新研究制定新的监管策略;如果不是,就可以沿用老的行业管理办法。近两年,关于“伪共享”的讨论多了起来,说明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我们在研究中提出将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化资源匹配、使用权分享、大众参与看作是辨别真假共享经济的三个重要标准。但在实践中仍有不少人会质疑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是不是共享经济。其次,政府、企业、用户的责任边界划分难。平台企业往往具有典型的社会性企业特征,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企业与服务者之间的劳动关系也从雇佣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一旦出现问题和纠纷,责任认定就变得复杂了。不同的共享经济业态在不同的环节,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显然也不同,增加了责任边界划分的难度。再次,政府部门间的责任边界划分难。在过去按行业设计的监管制度里,尽管也存在九龙治水、交叉管理的情况,但毕竟相关职责还算清晰,有章可循。共享经济的网络化、融合性特征使得一个新的业态牵涉到的部门更多,甚至找不到可以牵头的部门。

四是平衡点不容易把握。任何监管制度都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共享经济监管的平衡点把握遇到了更多困难,不能指望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一劳永逸。从目前看,共享经济监管要处理好多重关系,比如,促进发展与规范发展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平台企业的关系,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关系,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表面影响与深层次影响之间的关系,等等。

五是要克服各方的“小九九”。“小九九”源于乘法口诀,又被称为小算盘,泛指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面对共享经济这个新生事物,政府部门、平台企业、用户等都会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无疑会增大合理推进监管创新的难度。如何做到让相关政府部门、平台企业、广大用户都少一些“小九九”,多一些大智慧,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

更为重要的是,共享经济正处在从导入期走向成长期的转型过程中,很多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其更深层次的影响还没有充分显现,任何选择都会对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三、监管创新的原则和内容

共享经济对引领创新创业、促进经济增长、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等方面作用突出,可以说发展共享经济对于中国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2017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谈到全面深化改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时指出:“我们将强化问题导向,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发展共享经济也必须创新监管,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监管创新应坚守一些基本原则。共享经济还在发展,监管创新也需要不断推进。监管创新的内容和手段会有变化,但都应该遵守一些基本原则。2017年7月3日,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促进分享经济的指导性意见》,提出要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发展与监管并重,积极探索推进,加强分类指导,创新监管模式,推进协同治理。意见出台以来,社会各界围绕监管原则开展了很多讨论,逐步形成了一些共识。

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监管的目标应该是维护公平竞争,强化发展保障,支持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探索共享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对共享经济存在的问题要积极应对、妥善解决,但目的是促进创新保护发展,而不是相反。很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通过技术、模式迭代创新和通力合作很快就可以较好解决,不能看到出现一些问题就痛下杀手,在出台准入性政策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多方参与,协同治理。政府、平台企业、行业协会、资源提供者、消费者都是共享经济监管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各负其责,通力合作。政府部门要制定规则,协调各方,提供保障,监督执行。平台企业要履职尽责,强化社会责任担当,加强内部治理和安全保障,严格落实网络主体资格审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积极协助政府监督执法和权利人维权。行业协会等有关社会组织要推动出台行业服务标准和自律公约,完善社会监督。资源提供者和消费者要强化道德约束,实现共享共治,促进分享经济以文明方式发展。

底线思维,弹性平衡。新生事物的特点往往就是新、快、不定型,对共享经济的监管应该坚守底线思维,只要没有越过底线,就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当然底线思维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越过底线该管就得管了。政府部门、平台企业、资源提供者、用户的行为都应该有底线,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当然,底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底线,可能需要动态平衡。对于共享经济而言,留有一定的容错空间是明智的。

分类施策,区别对待。共享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新模式,也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可以应用到所有资源、所有领域。产品、空间、知识技能、劳务、资金、生产能力等共享经济六大领域及其细分领域,每一个共享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都有其特定的对象、标准、利益相关方及其相应的诉求。比如,出行产品共享领域里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有明显区别,空间分享领域里共享住宿、众创空间、共享办公、共享田园等特点也各不相同。因此,要合理界定不同行业领域共享经济的业态属性,分类细化管理。

有的放矢,精准有效。一方面,对于看不准的问题要认真研究,不能乱用权力胡乱执法;另一方面,对于看得准的问题要果断出手,务求实效。这方面在网约车、共享单车、餐饮外卖、个体网络借贷(P2P借贷)、房屋短租等领域正反两方面都有一些执法案例和事件发生,应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其实,网络经济条件下,大数据等技术也为精准施策提供了新的手段。

监管创新要选准着力点。各地在共享经济监管创新方面做了许多探索,有一些已经显示了很好的成效。监管创新应选准着力点,建议从理念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几方面入手。

理念创新。目前大多数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监管理念没有转变有关系,最核心的问题是对信息革命和共享经济缺乏认知。因此,理念创新可能要从学习和改变认知开始了。首先,共享经济发展是大趋势,也是大机遇。其次,共享经济是信息时代的新业态、新事物,要了解共享经济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再次,对共享经济的监管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促进发展,造福人民,而不是为了管住、管死。

技术创新。共享经济是一系列信息技术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产物,这些技术也为科学监管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比如现在各地利用大数据实施精准监管的实践就开始多了起来。杭州、南京等城市利用“定点饱和度监测仪”,可以准确测算各平台企业投放单车的总量、僵尸车数量、各停放点饱和度状况,为政府部门和企业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北京等地在试用“电子围栏”以期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对于一些恶意破坏和盗窃共享产品等行为,大数据也为迅速甄别和破案提供了方便。

模式创新。政府部门之间、平台企业之间、政府部门与平台企业、企业与用户等加强合作,可以创造出多种新型的监管模式,找到破解难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有助于实现协同治理的目标。深圳机场在2017年1月就正式启用了全国第一条网约车专用通道和蓄车区,用于网约车候客和上客。上海徐汇区支持智慧停车平台与共享单车企业合作,双方联手推出“P+B”(Park+Bike,共享停车+共享单车)解决方案,为车主停车后的“最后一公里”创造了更多便利。一些城市开始依托第三方建立共享经济平台企业运营服务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作为企业进入与退出、实施精准监管的重要依据。总体上看,监管模式的变化趋势是:从严格监管走向审慎监管、从人力监管走向网络监管、从模糊监管走向精准监管、从事前监管走向事后监管、从政府监管走向协同监管。

制度创新。多数共享经济新业态可能不太符合原有的一些法律、规范、标准,处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尴尬境地。修改完善现有法律制度是必须要做好的一项工作。在新的规则出台之前或制定新规则的过程中,新的议事制度也有很多创新的余地。成都市在共享单车管理中就形成了“3+7+N”会议协商制度,有成都市交委、市公安局、市城管委三个部门,联合五城区及高新区、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以及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参加,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等广泛参与,从规范经营、安全生产、优质服务、社会责任、社会评价等方面进行考核,根据考核情况适时做出评估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一些城市将“约谈”制度引入共享经济监管,通过政府部门约谈相关企业达到了解情况、摸清诉求、达成共识、解决问题的目的。有的地区制定了相应的联席会商制度、听证制度等,对共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协商、汇聚民智。国家发改委指导建立了“共享经济思享汇”交流平台,并与多家平台企业合作以推进失信惩戒机制的形成。

共享经济发展才刚刚开始,监管创新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享经济已经开始引领全球,说明过去的监管方针是行之有效的。对于创新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创新性地去解决。

作者: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新红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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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单志广:部际协调机制下的智城创建之路

《中国城市报》访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专家单志广

  智慧城市试点如何搞?遇到的问题如何解?这是我国自2013年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试点以来面临的最突出的共性问题,中国城市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的专家组成员、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单志广。
  矫正认识精建智城
  中国城市报:您认为我国当前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单志广: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府对智慧城市的本质内涵、发展路径、长效机制等方面的认识严重不足,误把城市信息化或数字化等同于智慧城市全部。实际上,智慧城市是在信息化和数字化阶段完成之后向智慧化高级阶段迈进的过程,不可能大跃进式的发展。目前国内已经有大约50%的城市声称要搞智慧城市,从全球来看,我国信息化整体水平仅处于中下游水平,显而易见,我国目前智慧城市建设明显存在过热的现象。对此,2014年8月国家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走理性务实健康有序的智慧城市发展之路。
  中国城市报:您认为如何搞试点助推智慧城市建设?
  单志广:首先,我认为智慧城市试点应注重全局资源统筹、条块衔接配合、信息融合共享。智慧城市试点不同于城镇化试点,其核心就是要按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着力打破部门割据和行业壁垒,推动城市范围内相关部门、行业、群体、系统之间的数据融合、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智能服务,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慧医疗等智慧化应用与服务往往需要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联动配合,这不是在一个较低层级、较小范围、较窄领域开展试点所能实现的。
  第二,我认为智慧城市试点应该坚持问题导向、需求驱动,做好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城市决策者应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分析确立各领域发展的业务目标,最后考虑如何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构建信息化系统进行支撑,避免一开始就技术导向、项目驱动。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属于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基于大系统的规划设计方法理论来做指导,现在很多城市是用小系统的思维做大系统的规划建设,不利于智慧城市建设实效的真正发挥。
  倒逼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中国城市报:您认为智慧城市建设中如何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
  单志广:体制机制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不仅需要城市自身革新体制机制障碍,也需行业条管部门破除体制机制的藩篱。如智慧银川打破当地条块阻隔实现了大部制式的信息共享和智慧管理,但涉及上层的条块障碍依然割裂着各种信息的传导和办事效率的提升。因此,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革新和相应的法制建设保障。
  向智慧城市群延展呼唤大格局
  中国城市报:目前进行的智慧城市试点是彼此孤立互不相连的,如何破解新的智慧城市孤岛现象,实现城市间的智慧互联互通?
  单志广:每个在建的智慧城市不能单打独斗、独善其身。现在国家倡导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这就要求从更大的格局上,开展智慧城市群和城市带的统筹规划和协同布局,推进城市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开展区域性的整体设计和协同联动,实现从局部最优扩展到全局最优。
  中国城市报:请介绍一下智慧城市部际协调机制在协调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
  单志广:为落实《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年底由国家发改委牵头、25个相关部门联合成立了“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工作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跨部门、跨行业的重大问题,协调各部门制定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配套政策;建立监督考核机制,组织各部门制定统一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各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和监督,避免政出多门和各自为政;协调组织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文章来源:国家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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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仍缺乏有效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理论和方法

2018年8月21-23日,第四届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此次博览会由中国工程院、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是目前我国智慧城市领域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大型国际博览会之一。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志广研究员受邀参加了相关学术论坛活动。

单志广认为,中国已经经历了近10年的智慧城市发展历程,但总体上尚未走完盲人摸象的过程!人们往往对智慧城市近期的发展估计过高,而又对长远的发展估计不足,对适应中国国情的顶层设计的难度估计不足。他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核心问题:第一,缺乏对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理念、内涵的科学统一认识。第二,缺乏适应国情的科学有效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第三,缺乏智慧城市可持续的动力机制和长效的运营发展模式。他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是在“四化同步”的背景下推进的,城市所承担的发展功能比国外更多,政府管理的边界更大,我们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更为复杂,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发展的重点与国外不同,我国迫切需要研究提出适应国情实际、科学有效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理论和方法体系。

单志广提出,要以系统工程的思维,开展面向复杂巨系统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智慧城市是一个要素复杂、应用多样、相互作用、不断演化的综合性复杂巨系统。智慧城市是系统的系统,不是子系统的直接简单组合。因此,对于顶层设计而言,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刻画和约束分析比子系统本身的设计更为重要!“顶层设计”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是指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即要完成一项大工程,就要以理念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资源共享、部件标准化等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视角出发,对项目的各个层次、要素进行统筹考虑。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是资源整合共享和利益格局重构的“硬骨头”“老大难”问题。

单志广指出,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在过去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实践中,坚持技术实施和制度政策两个层面并重开展顶层设计。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最根本问题是缺乏有效的横向管理协调机制。因此,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体制机制的不协调,包括:全面统筹协调、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管理制度、完善投融资机制。技术实施层面的顶层设计主要是要打通技术壁垒,按照端-网-云的体系架构实现“三融合五跨”(技术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跨领域、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需要自下而上的业务设计和自上而下的信息化设计两者有机结合。

单志广强调,智慧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是可以自演化、自生长、自调节的。因此,在顶层设计中,除了要运用面向复杂巨系统的系统工程思维,还要运用互联网思维,顶层设计应该是“活”的设计,要在四梁八柱确定的情况下,使得智慧城市发展能够小步快跑、不断迭代、逐步逼近、快速更新、强力拓展。要着力打造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推动管理机制创新、运营模式创新、资本运作创新,使得中国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真正健康、可持续、有获得感。

文章来源:国家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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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际协调机制下的智城创建之路

《中国城市报》访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专家单志广

  智慧城市试点如何搞?遇到的问题如何解?这是我国自2013年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试点以来面临的最突出的共性问题,中国城市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的专家组成员、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单志广。
  矫正认识精建智城
  中国城市报:您认为我国当前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单志广: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府对智慧城市的本质内涵、发展路径、长效机制等方面的认识严重不足,误把城市信息化或数字化等同于智慧城市全部。实际上,智慧城市是在信息化和数字化阶段完成之后向智慧化高级阶段迈进的过程,不可能大跃进式的发展。目前国内已经有大约50%的城市声称要搞智慧城市,从全球来看,我国信息化整体水平仅处于中下游水平,显而易见,我国目前智慧城市建设明显存在过热的现象。对此,2014年8月国家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走理性务实健康有序的智慧城市发展之路。
  中国城市报:您认为如何搞试点助推智慧城市建设?
  单志广:首先,我认为智慧城市试点应注重全局资源统筹、条块衔接配合、信息融合共享。智慧城市试点不同于城镇化试点,其核心就是要按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着力打破部门割据和行业壁垒,推动城市范围内相关部门、行业、群体、系统之间的数据融合、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智能服务,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慧医疗等智慧化应用与服务往往需要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联动配合,这不是在一个较低层级、较小范围、较窄领域开展试点所能实现的。
  第二,我认为智慧城市试点应该坚持问题导向、需求驱动,做好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城市决策者应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分析确立各领域发展的业务目标,最后考虑如何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构建信息化系统进行支撑,避免一开始就技术导向、项目驱动。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属于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基于大系统的规划设计方法理论来做指导,现在很多城市是用小系统的思维做大系统的规划建设,不利于智慧城市建设实效的真正发挥。
  倒逼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中国城市报:您认为智慧城市建设中如何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
  单志广:体制机制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不仅需要城市自身革新体制机制障碍,也需行业条管部门破除体制机制的藩篱。如智慧银川打破当地条块阻隔实现了大部制式的信息共享和智慧管理,但涉及上层的条块障碍依然割裂着各种信息的传导和办事效率的提升。因此,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革新和相应的法制建设保障。
  向智慧城市群延展呼唤大格局
  中国城市报:目前进行的智慧城市试点是彼此孤立互不相连的,如何破解新的智慧城市孤岛现象,实现城市间的智慧互联互通?
  单志广:每个在建的智慧城市不能单打独斗、独善其身。现在国家倡导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这就要求从更大的格局上,开展智慧城市群和城市带的统筹规划和协同布局,推进城市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开展区域性的整体设计和协同联动,实现从局部最优扩展到全局最优。
  中国城市报:请介绍一下智慧城市部际协调机制在协调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
  单志广:为落实《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年底由国家发改委牵头、25个相关部门联合成立了“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工作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跨部门、跨行业的重大问题,协调各部门制定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配套政策;建立监督考核机制,组织各部门制定统一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各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和监督,避免政出多门和各自为政;协调组织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原文刊于《中国城市报》( 2015年07月27日 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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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宜做“小智慧”,小城市宜做“大智慧”

中国近年的智慧城市发展历程,至今尚未走完盲人摸象的过程。目前仍然存在以下几大核心问题:缺乏对智慧城市理念及内涵的科学统一认识;缺乏有效的顶层设计理论和方法;缺乏可持续的动力机制和长效的运营发展模式。

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单志广认为,我们应该对智慧城市有新的认识。智慧城市其本质是基于信息化又高于信息化,其品质源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固有秩序和利益的博弈,一方面要求数据资源畅通流动,另一方面又要求城市管理体制、治理结构、公共服务、产业布局等更加合理优化,“智慧城市本质上是改革创新的系统工程,用过去的电子政务和行业信息化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重点”。

单志广表示,推进新型智慧城市要具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和政策取向,要制定与发展方向相匹配的规划与实施路径,并且要有能力去实现这些计划。对此,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要挖掘真需求、真问题、真痛点,构建适应智慧转型的需求分析与能力供给,认清社会和文化的共性与差异,以通用化的技术服务差异化的社会,注重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二是开展面向复杂巨系统的顶层设计,包括完善管理制度、完善投融资机制、技术实施层面等,“智慧城市的最根本问题,是缺乏有效的横向管理协调机制,现实条件下,智慧城市建设应与城市级的管理协调水平配套,大城市宜做‘小智慧’,小城市宜做‘大智慧’”;三是挖掘潜在的应用需求,培育有效的应用载体,构建合理可行的商业盈利模式,增强使用者的用户粘性;四是要推行智慧城市重点工程项目风险和效益评估机制,健全智慧城市建设重点项目监督听证制度和问责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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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面临的挑战

      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与城市转型发展深度融合的产物,体现了城市走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需求。
  近年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暴露出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试点示范政出多门、体制机制创新滞后、网络安全隐患以及风险突出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思路不清、盲目建设的现象,亟待加强引导。2014年8月,《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26个部门组成了“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形成了跨部门统筹协调的工作推进机制,为促进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进我国智慧城市发展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做好打持久战和攻坚战的准备。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之路还在不断地摸索和实践之中,需要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发展理念创新、管理机制创新、运营模式创新和资本运作创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需要重点破解以下智慧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
  避免设计局限化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要素复杂、应用多样、相互作用、不断演化的综合性复杂巨系统。智慧城市建设,要有负责城市顶层设计的“总体部”,要有规划设计复杂巨系统的有效方法论。用以往设计电子政务、行业信息化等中小规模系统的组织管理模式和规划方法理论来规划设计智慧城市从方法上是行不通的。为此,应着力做好两个层面的顶层设计,一是政策规划层面,二是技术实施层面。
  对于政策规划层面的顶层设计,政府要从城市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研究制定智慧城市建设方案,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亟待解决的问题上,不能只谋一域,也不能贪大求全、照搬照抄。要把老百姓的切实感受放到第一位,坚持以人为本,深化重点领域智慧化应用,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社会服务。聚焦发展重点,区分轻重缓急,统筹开展工作,着力推动构建普惠化公共服务体系,支撑建立精细化社会管理体系,促进宜居化生活环境建设,建立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加快建设智能化基础设施。要加强智慧城市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相关行业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城乡规划以及有关专项规划的衔接,做好统筹城乡发展布局。
  而对于技术实施层面的顶层设计,应将其定位为总体规划的细化和落实,作为智慧城市总体规划与建设实施方案间的衔接桥梁,其作用类似于城市规划中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总的特点是具有“整体的明确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在建设实践过程中能够“按图施工”,避免各自为政造成工程建设过程的混乱无序。技术实施层面的顶层设计要从全局视角出发,对项目的各个层次、要素进行统筹考虑。通过业务、数据、系统和技术等多个视角,采用全局的系统分析。进行目标架构设计、互联规范和统筹建设约束分析。明确业务之间的协同关系、系统之间的协同和共享关系、各项任务的配合关系,设计目标架构路径,以此指导智慧城市的全局统筹发展,推动信息共享、系统整合和业务协同,真正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一致、功能协调、架构统一、数据融合、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破解信息碎片化
  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核心挑战还是传统的信息化,包括电子政务没有彻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这也是当前我国信息化步入进一步发展中面临和必须要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具体包括:为解决经济社会难题亟需开放、交换、融合、共享的各类信息,在社会中因为类别、行业、部门、地域等原因被孤立和隔离;同一时空对象所属的各类信息间天然的关联性和耦合性被割裂和遗忘;数据开放和信息共享程度受限,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不高;信息服务的便捷化、高效化、产业化、智能化水平不高。智慧城市建设的本质,就是要按照实际需求,着力破解信息碎片化难题,推动城市范围内相关部门、行业、群体、系统之间的数据融合、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智能服务。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资源关乎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从现实情况看,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利用仍是难啃的“硬骨头”。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从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制度保障。
  进一步加快推进信息资源共享与更新。建立促进信息共享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完善信息更新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务部门信息共享和信息更新管理。政务部门应根据职能分工,将本部门建设管理的信息资源授权给有需要的部门无偿使用,共享部门应按授权范围合理使用信息资源。要以城市统一的地理空间框架及人口、法人等信息资源为基础,叠加各部门、各行业相关业务信息,加快促进跨部门协同应用。要整合已建政务信息系统,统筹新建系统,建设信息资源共享设施,实现基础信息资源和业务信息资源的集约化采集、网络化汇聚和统一化管理。
  深化重点领域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大力推动政府部门将企业信用、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综合交通、公用设施、环境质量等信息资源向社会开放,鼓励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事业单位等机构,将教育、医疗、就业、旅游、生活等信息资源向社会开放。支持社会力量应用信息资源发展便民、惠民、实用的新型信息服务。鼓励发展以信息知识加工和创新为主的数据挖掘、商业分析等新型服务,加速信息知识向产品、资产及效益转化。
力戒建设空心化
  有些地方或主管部门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往往以技术为导向、以项目来驱动,过度追求“高、大、快、上”,过于重视最新技术的引入及新设备、新硬件的投入,对于花大钱购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软硬件设施具有过高的积极性,热衷于将“行头”武装到“现代化”水平,甚至不惜借债来投入巨资,贪大求全、贪高求洋,但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目标、业务目标和实际效果往往缺乏重视,一些城市在推进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时常常自成体系、独立运行,统筹规划、综合协调不足,统筹建设、运营和管理的长效机制欠缺,无法真正形成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智能服务的新模式,投入产出率十分低下,缺乏应用实效,建设空心化风险严重。
  避免智慧城市建设的空心化,关键是回归智慧城市建设的本质需求,坚持战略引领、问题导向、需求驱动,避免技术导向、项目驱动。实际上,在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要认识到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技术并不是万能的,从而树立科学的技术价值观。综合考虑新一代ICT的先进性和适用性,避免智慧城市建设空心化——只看重技术“高精尖”,工程建设“高大上”,而不注重实际效果。在智慧城市的技术路线选择上坚持既先进又实用,尤其要注重应用实效,推动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集成应用。
  同时,加快重点领域物联网应用,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逐步形成全面感知、广泛互联的城市智能管理和服务体系。促进云计算和大数据健康发展,鼓励电子政务系统向云计算模式迁移。在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推广低成本、高质量、广覆盖的云服务,支持各类企业充分利用公共云计算服务资源,加强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开发与利用,创新大数据商业模式,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要针对公众实际需要,加强移动互联网、遥感遥测、北斗导航、地理信息等技术的集成应用,创新服务模式,为城市居民提供方便、实用的新型服务。
  破除安全脆弱化
  智慧城市的核心价值是可以实现信息资源的高度集中和共享,而信息资源越集中,信息安全风险也越凸显。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导航定位等新技术新应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信息安全问题和挑战。云计算具有整合和集约化处理信息资源的优势,随着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数据上传到云端数据库,导致数据资源过于集中,一旦云服务器遭到入侵,大量数据资源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智慧城市高度依赖于网络和信息基础设施,其面临的安全风险和威胁,比互联网的安全问题更为复杂,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更为直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正面临着日益紧迫的安全脆弱化风险和挑战。为此,要坚持“可管可控,确保安全”的原则,切实强化智慧城市网络信息的安全管理和能力建设。
  目前,很多城市还没有明确网络安全管理机制,表面看谁都在管,但实际效果不佳。要完善网络安全保护方面的法律,就要从管理制度、设备审查、系统维护、信息保护、建设应用标准规划等多个方面形成系列的保障措施,实现全过程网络安全管理。必须采用安全可控的技术、产品、系统,确保要害信息设施和信息资源的安全。 同时,进一步严格全流程信息安全管理。统筹研究网络与信息安全防护策略,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信息系统设计、实施及运行阶段的全过程网络安全管理,重要系统与网络安全设施,要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和同步管理。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原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国家治理》周刊,2015年5月21日)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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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非一蹴而就,核心在于提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6月23日,由人民数据(国家大数据灾备中心)主办的“启航·数智新经济”系列云上论坛开讲。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志广在论坛上围绕“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景与瓶颈破解思路”发言时表示,智慧城市建设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建设,发展的核心是做好管理和服务,给百姓带来更好的现实获得感。

单志广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央网信办在2016年和2018年专门组织开展了两次国家层面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评价工作,范围涵盖所有的地级以上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国家层面智慧城市相关文件以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部际协调工作组25个部委的相关内容进行提炼,设置八个一级指标,通过各地填报和百姓体验数据的直接收集形成叠加评价,现在已成为国家标准。

智慧城市在中国发展的程度到底如何?单志广列出一组数据:2016年的评价工作中,有220个地级以上城市参加,当时平均得分58.03;2019年275个地级以上城市参加评价,平均68.18分,地级以上城市的整体平均分增加了10.15分;2016年评价分数超过85分以上城市为零,到2019年有23个城市的评价分数超过了85分;百姓的体验感也从原来的60多分提高到现在的79分。数字直观体现出我国智慧城市整体发展的进步。

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目前,90%参加评价的城市已经建立了智慧城市的统筹机制,80%的城市建立了智慧城市的管理机制,70%的城市建立了智慧城市运营机制。“智慧城市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简单做几个工程,我们的城市就智慧了。整个发展是润物细无声的,是循序渐进的。”单志广指出,智慧城市包括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社会治理精准化、产业发展现代化、政府决策科学化等方方面面,总体评价时要科学客观看待其进步。

与此同时,疫情也暴露出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不少短板。以城市数据融合的问题为例,现在仍存在很多被部门、地域、行业、层级所隔离形成的“数据孤岛”,协同不够,没有办法实现敏态系统的“牵一发动全身”。此外,疫情反映出的数字化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现象也值得高度关注。单志广表示,智慧城市的核心是做好管理,做好服务,把相关应用数据更好地汇聚起来,有效融合,将数据模型和各领域的知识模型、机理模型、经验模型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提高智慧城市的能力。

“智慧城市”体现了城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改革创新、不断能力升级的过程,核心是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单志广指出,不能把智慧城市建设完全变成信息化建设。即使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应用层出不穷,但如果人们对城市治理的理念、管理的水平、经济产业的发展能力、规划设计的水平仍然很低,再好的技术也不能建成智慧城市。未来的建设成效到底如何,关键取决于城市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真正提升了,我们对城市管理的水平是否提升了。“未来的智慧城市发展一定要去虚向实,去伪存真,给百姓带来更好的现实获得感。”单志广说。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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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智慧社会政府应扮演好五个角色

        2019年10月20日,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外部长高峰论坛在浙江乌镇举行,本次论坛聚焦“智慧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邀请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200多位嘉宾共聚一堂,围绕“智慧社会:愿景与路径”、“构建智慧社会中的政府角色”、“智慧社会助力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分享与研讨,共同探寻推动智慧社会建设的有益共识。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志广受邀主持了论坛第二个议题环节“构建智慧社会中的政府角色”圆桌发言。

        单志广在圆桌发言环节与马尔代夫通信、科学和技术部国务部长阿里·萨利赫,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任荣发,古巴通讯部第一副部长威尔弗雷多·冈萨雷斯·维达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苏里南公共工程、交通与通信部常务秘书J. 布洛克兰-威斯汀等嘉宾一道进行了深入探讨。

       单志广指出,当今世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未来可期。城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智慧城市”正在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和生活。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推进解决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而智慧社会是对智慧城市概念的拓展和升华,是要实现智能成果的全民共享,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的一个新概念,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充分利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的机遇,着力推动智慧社会建设,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在各位嘉宾发言的基础上,单志广对“构建智慧社会中的政府角色”议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政府在构建智慧社会的进程中应该发挥关键的五个方面的作用,扮演好五个角色:第一,“以人为本”的践行者。政府在推进智慧社会的建设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需求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便民、利民、益民、惠民为宗旨,推动社会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第二,开放创新的引领者。在构建智慧社会的过程中,政府要做到开明开放,勇于创新,特别是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时代,政府更要精明敏锐,抓住技术创新、应用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的机遇,推动政府业务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第三,数据驱动的使能者。智慧社会的核心是数据驱动和优化的社会,政府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推动以数据驱动和优化社会发展,要下大气力促进数据共享、融合和开放,促进业务协同,构建更加开放、更加共享、更加敏捷的政府模态。第四,智慧治理的主导者。一流的社会要有一流的治理水平,政府要通过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更加精准化、精细化的新的治理模式,不断提升社会整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智慧化。第五,公平和谐的守护者。在智慧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政府要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借助网络化、数字化、平台化、泛在化的技术和应用手段,推动解决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数字鸿沟、发展鸿沟,让每个人都能够普适化、均等化享受智慧社会带来的利益和福祉,智慧社会要切实实现智慧之光普惠大众,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文章来源:国信信息中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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